天天彩票 > 精华帖文 >


[转贴]一位真正的国学大师的人文风采

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
刘梦溪


我们知马一浮先生很难

《文心雕龙》的“知音篇”,开头第一句就是“知音其难哉!”千古文章,难在知音。不是谁都可以了解马一浮先生的。不是简单地读他的书,就可以了解他。他是中国现代学者当中最难解读的一位。

陈寅恪也比较难于解读,但他是史学立场,时、地、人出典清楚。他的思想的关键,是晚清大变局所引发的家国的悲剧给他的精神世界带来的伤痛。了解马一浮的难,难在他的学问并不都在他的著作当中,他的著述其实很少,我们经常读的,无非是泰和、宜山两《会语》和《复性书院言讲录》,以及《尔雅台答问》和《答问补编》等。但他的书信和他的大量诗作,是他的学问的另一载体,那里呈现的是马一浮先生学问精神的最生动的世界。马先生自己也讲,你看我的诗,就会了解我的学问。可是真正读懂他的诗,就难了。还有更重要的,马先生的学问是儒佛会通的学问,是与道体合一的学问,解读起来自然更增加难度。

我们一般习惯把马和熊(熊十力)、梁(梁漱溟)联系起来,称做新儒家的“三圣”。但是,如果加以比较(其实不大好比较,他们各有擅场),我个人认为,马先生和熊先生相比,会觉得熊先生在学理方面有一点“杂”,而且还有“理障”;而马先生不杂不泥,一体通透,毫无理障。当然熊先生我也喜欢,率性真情,学问己出。如果把马先生和梁先生相比,我们会觉得梁先生未免太过讲究学问的实用性,而马先生强调学问本身的境界,一向不看重学问的实用性。所以,如果以为学的本我境界来衡量,马先生的名字应排在前面,虽然他们都很了不起。解读马先生的难,我们从他极少知音可以得到证明。他的学生很少能了解他,当时在复性书院听他课的人,没有几个人听得懂。就是他身边的王星贤、乌以风等资质好的早期门生,也没有真正地懂他。

马先生自己说:“我为学得力处,只是不求人知。”(《语录类编》,《马一浮集》第三册,页1078)所以“不求”,是他深知他的学问不容易为人所了解。马先生的书信里面,常常流露一种孤寂感。当时后世,谁知马浮?也许如陈寅恪所说,马先生也是“后世相知或有缘”吧。

马一浮其人就是一个文化典范

马一浮与近现代以来的学术文化的时流完全不相符合,可以说迥异时流。他不染尘俗,不汩习气,不沾势利。学问家有不同的等分,有专门家,有通儒。专门家多,通儒少。马先生是通儒。另外还有一种学问家,可以称作“高人”,就更少了,极少有人能够担当得起。譬如我们不能讲熊(十力)先生是高人,也不能说梁(漱溟)先生是高人,但马一浮先生的的确确是高人。不仅是高人,他还是逸士。古代有高人逸士的说法,马先生既是高人,又是逸士。这在近现代中国是很少见的。陈寅恪自是高人,但还不能说是逸士。马一浮是20世纪学者里面真正的高人逸士。

他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气质清明的文化典范,一个不沾尘俗、彻底刊落习气的纯粹学者的典范。他在纷乱的时代开启了一种文化境界,这就是“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这八个字是《易经》里的话,马先生喜欢引用。比如办复性书院,最高当局具名特请,这在一般人眼里,很容易认为是了不起的大事,实际上熊十力先生就有类似的看法,所以主张把这件事做得像样一些。但马先生却很低调,认为是一个异数,是不应有不可为之事,他是不得已而出之。因此他想用佛道山林的方法办学,力主不隶属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内,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也反对所谓“名士论政”。国民政府开始虽有筹办经费拨给,马先生仍主张通过社会的途径筹措,反对仰赖政府。他并不存有奢望,认为有少数人在这里从事就行了。实际上书院的生员一向也不多,持续的时间也很短。总之是“自行吾素,不能枉道徇人”(《语录类编》,《马一浮集》第三册,页1065)。马先生的这种行事方式,熊十力先生不以为然,所以两位老友发生了争论,以至于后来熊竟拂袖不辞而别。其实不“枉道徇人”,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不“曲学阿世”,都是冀图保持人格与思想的独立性。

朱维铮先生提到叶圣陶先生的信,其实我看过这些信,无非可以证明熊十力先生和马先生有分歧,证明贺昌群和马先生也有分歧,不仅熊拂而离去,贺后来也离开了书院。分歧就是熊、贺主张书院要为学生谋出路,课程应包涵有切合实际的可以致用的内容。而马先生坚持不求致用,不谋出路。这些,在书院筹划过程马和诸当事人的通信中,已经反复讲明了。所以我写《马一浮与复性书院》一文,没有征引叶圣陶的信。叶的信和日记亲切有味,对马的儒者气象和诗学造诣赞美有加,作为史料,成书时我会引述。我个人当然也很尊敬叶圣老,他是淳厚的前辈,但遗憾的是,他也未能懂得马先生。其实当时没有谁赞成书院像他那样办法。可是时过境迁,是非经久而论定,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们会觉得马先生的理念是对的,恰好证明他有先见之明,为人行事,特立独行,是绝不徇己、趋时、随俗的文化典范。

马一浮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马一浮先生的学问特点,是主张把“闻见知识”和“自性本具之义理”区分开来。每个人一生都通过耳朵(闻)和眼睛(见)接触到许许多多的“闻见知识”,但这些“知识”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思维过滤,化作生命本体的一部分,这些“闻见知识”不过是与自己无关的暂时堆放物而已。即使是往圣前贤的嘉言懿行,也必须经过自己的体悟。

所以他说:“古人之书固不可不读,须是自己实去修证,然后有入处,否则即读圣贤书亦是枉然。”(《问学私记》,《马一浮集》第三卷页1140)马先生在江西泰和对浙大毕业生的讲词,也曾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泰和宜山会语》)就是说,知识和思想是不同的概念,知识是“外铄”的,属于“闻见”的范围,不化入本我的生命体,便无法形成思想。换言之,并不是把知识连缀起来就叫思想,而是转化为自身的义理才是思想。这是他给思想下的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我们常讲思想,也常讲思想家,可是什么是思想?什么是思想家?是不是读书多的人,占有很多知识的人,就是思想家?其实不一定。

我们现代的教育制度,向学生灌输的大都是新旧杂陈的闻见知识,不容易化为自己生命的自觉意识。马先生向以读书多享誉士林,但他的学问,是在知识的海洋中通过切身涵永体究的结果,知识已经化作了思想,已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与自性本具之义理融而为一,也就是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因此可以说,马先生是少见的重视思想的学者,我个人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马一浮儒佛会通的学问结构

大家都知道马一浮是儒学的大家或大师,这是没有问题的。我甚至讲过,在儒学的义理构建方面,几乎可以说他是宋明以后的最重要的学者。而所以这样说,是由于他的儒学研究是与佛学结合在一起的。这有他的著作为证。无论是《泰和会语》、《宜山会语》,还是《复性书院讲录》,抑或是《尔雅台答问》,应该讲,都是关于儒学的特别是“六艺之学”的著作,但即使是这些著作,亦即集中讲述儒学问题的论著,也都是与佛学联系起来一体讲述的。

我个人反复阅读马先生的著作,发现他从来都是既讲儒学,又讲佛学,他的佛学修养和对佛理的探究,绝不在儒学之下。他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学者当中,佛学造诣最深湛的一位。我找不到还有另外哪几位在佛学方面能和马先生相比。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杨文会以及欧阳竟无两位现代佛学的大师,他们的著作我仔细读过,但就园融贯通而言,我宁愿相信马先生还是站在了杨、欧的前面。他对佛氏的义学和禅学的研究体悟,看不出有谁更有靠近他的资格。我曾经说过,他的佛学造诣之高,使得有幸和他多所接触的人,难免有出尘之想。李叔同就是个例证。当然李的出家,有各种缘会,马只是其中一因。但另外一位叫彭逊之的人,其出家跟马先生的影响应有直接的关系。其实马先生不赞成其出家,后来彭出家却不能戒掉瞋恚忿怼,甚至和小僧人吵架,结果不得已又离寺还俗。马先生早预知其佛缘未到,只是不便强行劝止天天彩票,只好对彭的家庭子女多方施以惠顾。

马一浮先生的治学方法,是以佛证儒,儒佛互阐,儒佛会通。他的一句著名的话是:“儒佛等是闲名,心性人所同具。”(《马一浮集》第一册,页743)他说:“《华严》可以通《易》,《法华》可以通《诗》,苟能神会心解,得意忘言于文字之外,则义学、禅学悟道之言,亦可以与诸儒经说大义相通。”(《马一浮集》第三册,页1064)他认为只有从佛学里翻过跟头的人,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儒学。如果问,马先生的学问到底哪一方面为主?我倾向是儒佛并重,儒学和佛学同为马一浮学问大厦的支柱。吴光教授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马一浮主要是儒学。我认为他是儒学,同时也是佛学。

如果说熊、粱都经过“由佛返儒”的过程,那么马是在不同时期对儒佛有所侧重,不存在返而不归的“返”的问题。比如他在复性书院和弟子讲,如果以大乘佛学来解释儒学义理,“彼此印证”,可以说“无往而不合”,并说他所以对圣贤语言尚能知得下落,就是因为“从此得来”。然后才说:“比年颇少道及,亦所谓‘反之于六经’。”(《马一浮集》第三册页1052)从“比年”一词,可知指的是1938年在浙大开始国学讲座以来,佛学讲得少了。而究其实,如前所说,即使在泰和,在宜山,在乐山复性书院,主要讲的是儒学,也未见佛学少讲。事实上他随时都在讲经说佛,他一生的精神旨归从未曾离开过佛学。

马一浮的学问是“达道之学”

学问有各种分类的方法,人文的,社科的,史的,论的,哲学的,艺术的,等等。就学问和“道”的关系,也可以分作“达道之学”和 “非达道之学”。中国现代学者中,由于受西方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影响,很多都是不能“达”之于“道”的学问。我们把西方的教育体制照搬过来,一个很大的遗漏,就是“道”的丢失。

我们的传统教育方式包涵有传道的内容,所以韩愈的《师说》开头便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你看,传道是第一位的。但是现代的知识主义的教育,却不再担负传道的职天天彩票网址责。有人也许会发为疑问,说西方的教育不是也不传道吗?我们为什么还要感到遗憾?其实西方并非不讲传道,只不过另有系统,他们的宗教设施专门负有此项使命。这种情况下,现代学者的为学而能“达”之于“道”,是越来越少了。很多学人只讲“证据”,不讲“証悟”。只满足于“知”,而缺少“识”。按《说文》段注,“识,常也”的“常”是“意”字之误,应作“识,意也”。而“意”,则是“心之所存”。如果要做到不仅有“知”,而且有“识”,就需要用“心”去“体究”或者“証悟”。经过“証悟”,才会有智慧产生。智是明理,慧就是悟。

马一浮先生的学问,是与道体合一的学问。他认为一个人的吸取知识,不仅需要“学习”,而且需要“涵永体究”;不仅要“格物致知”,而且要“穷理尽性”;不仅是“道问学”,而且是“尊德性”。他主张把“德性之知”置于“闻见之知”之上。有德性之知,学者才有可能秉持大智慧。这样的学问态度,显然和通常所谓求知的学问是相区隔的。求知的目的是为了探求真理,可是在马先生看来,“求真理”仍然是“向外寻求”的方法,其真实性未免可疑。只有“反身而求”,才能达之于道。如何达道?需要拔俗。马一浮说:“向外求知,是谓俗学;不明心性,是谓俗儒;昧于经术,是谓俗吏;随顺习气,是谓俗人。”(《尔雅台答问续编卷一·示吴敬生》)当然他提出问题的语境,主要是在人文学科的范畴之内。

马一浮“国学论”的学理价值

马一浮先生对国学的立名原是有所置疑的,他认为这个名词“本不可用”,但一定随俗使用,他认为国学应该指“六艺之学”。这是马先生给出的国学的不同于已往的新定义,可惜学术界长期未予足够重视。2006年我写《论国学》一文,重提此案,郑重表示对马先生的国学定义本人最能认同,并建议在小学教育中设国学一科,内容以《论语》和《孟子》的选读为主,搭建通向“六艺”即“六经”的桥梁。2008年八月,我又在《文汇报》和上海《社会科学报》分别刊出《国学辨义》长文,再一次对国学是“六艺之学”的学理价值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说。我说国学已往有过两个定义,一是国学是国故学的省称,二是国学指中国的固有学术。马先生给出的国学是“六艺之学”的定义,是第三个定义,其学理内涵最为恰切,可以施之于现行的教育体制,并有助于厘清国学概念的乱用和滥用。最近几年,国学前所未有地热络,人人都在讲国学,不懂国学的人也讲国学,什么都成国学了。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奥运会开幕式是一次“国学的盛宴”,实在拟于不伦。还有人把古代的胎教也称作“国学”。最近又有人提出“大国学”的概念。

马一浮先生讲国学是“六艺之学”,使国学回到了中国文化的初典,可以看作是对国学定义的最经典的表述,也更容易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相连接。《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也就是“六经”,是中华学术思想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马先生说:“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泰和会语》)熊十力也说:“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晚周诸子百家皆出于是,中国人作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论六经》)熊、马的学术思想虽存在分歧,但他们对“六经”的看法完全一致。马一浮先生是迄今最重视“六艺之学”的现代学者,也是将中华文化的最高典范“六艺”揩定为国学的现代学者。

马一浮言文体制的典范意义

马一浮先生的言说和文笔极为独特,是典雅的文言或者带有文言色彩的典雅白话。他讲述、论证、诠解、叙论,均讲究分际,用词遣字,非切毋取。他重文体,重称谓,重场景,重义理,重礼仪。为言为文,不止在于达理,而且在于达礼。达礼需要持敬。马的言文都有“敬”存焉。百年来的学风和文风,是越来越世俗化、粗糙化和粗鄙化,可是马先生的文字,既能曲尽事体情理,又能做到典则质雅。

他对华夏文藻,对国家的文事,实抱持极大的期待。当全民抗战的艰难窘迫的环境,他对国家未来复兴之时的文体问题便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飞书走檄用枚皋,高文典册用相如,中土如有复兴之日,必不安于鄙倍。但将来制诰之文,必须原本经术,方可润色鸿业,此尤须深于诗书始得。”(《尔雅台答问续编·示王子游》)同时援引汉代张汤想让倪宽来写奏书,而武帝不以为然,说“此非俗吏所能为”的例证,说明制诰之文,须通达治体。“鄙倍”一词见于《论语·泰伯》,曾子说要想达之于道,有三点亟需注意: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二是“正颜色,斯近信”,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鄙倍”是凡陋悖理的意思,马先生以之批评四十年代的文风,是很严厉的。而今天,文风之恶俗,辞气之鄙倍,拟喻之不伦,更今非昔比了。马先生文风辞气的雍容典雅,本身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修辞立诚的典范。

兹举一例,以见马先生文辞称谓的断限之严。1942年岁杪,一位叫李芳远的人士,将弘一法师临灭前的偈语二首寄给了马一浮先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一偈为“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第二偈“问余何遗,廓而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马先生用偈中语成一诗,写给李并嘱其告于弘一法师的灵座。第二年李又有一信奉马先生,信的内容已不可知,但马先生的复信颇耐人寻味。由于李在信中对马一浮以师相称,又有“座主”、“师叔”等称谓,实属拟于不伦。故马先生说:“来书谬于相师,所以见呼者,忽曰座主,忽曰师叔,皆非所当施。”又解释道:“吾非讲经法师,何来座主之号?与尊师弘一虽为朋友,然在俗素非同门,出家更非法眷,师叔之称,尤为不伦。凡世间名字称谓,各有所当,岂得混乱而施。又贤固未尝及吾门,未具师资之礼而遽自称弟子,亦为不可。若依通俗以先生见称,自称後学,此犹不失于礼也。”(《马一浮集》第二册,页1013至1014)人我之间的称谓问题,直接与礼仪相关,马先生特别重视。本来由于弘一法师的关系,马先生对这位李芳远是优礼的,前信还称李为“仁者”;这次由于称谓不伦,严重失礼,马先生不得已施之以教诲。按之今天当然算不得什么了,岂止“师”可以随便称呼,“师傅”不也是各阶层人士乐道互称彼此为礼为尊的普世性概念麽!是又越发证明马先生当年对一青年后学失礼的施教,在辞气鄙倍和称谓紊乱的今天,具有怎样的启悟证发的意义。

还有马一浮先生的言文辞气带有浓厚的佛禅意境,其发为言说或写为文章往往千回百转,荡气回肠。他的许多书信尤其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刘公纯是马先生比较看重的弟子,因一次提问不惬,被马先生严加钳锤了一番。公纯想寻觅“悟缘”,马先生说:“悟後一字用不着,但可借此引起疑情,切莫向他言句上觅,转觅转远,忽然捉得自家鼻孔,方知死尸原是活人,到此方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也。”然后又说:“参禅须是猛著精彩,古人从这里翻过身来者,个个似生龙活虎一般。所谓野狐跳入金毛队,如此方真是变化气质,立地超凡入圣。岂是不唧溜汉,终日寻寻觅觅,伫思停机所可等待者,不可将一言半语小有解会便当作悟也。” (《马一浮集》第一册,页730至731)古代禅宗大德为使人解悟,有时不免用“恶辣语言”,钳锤棒喝,而其发心则无限慈悲。马先生说,他仅仅是对他喜欢的弟子,“聊为倾出一栳栳”,尚不是古德的“骂会”。以此,如果我认为佛氏义学和禅学的修养,使得马一浮先生的语言在典则古雅的同时,还真的“生龙活虎一般”,“猛著精彩”,恐怕不算溢美之词。

马一浮的诗学成就

我们不要忘记马一浮先生的诗学成就。马先生生平为诗三千多首,数量已经可观,而质量尤少可比肩者。二十世纪学者当中,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萧公权、吴宓等都能诗,但马先生的诗学成就应该排在前面而又前面(诗余似逊于静安先生)。他的诗避熟弃俗,禅意馥馥,独辟意境,自创理境。他说“作诗以说理为最难”,古贤理境高妙者应推陶渊明、谢灵运等人。对释氏义学和禅学影响下的诗的创作,他给予正面评价。实际上他自己的诗就充满了禅悟和理趣。《答虞逸夫》信中所说的“自有义学、禅学而玄凤弥畅,文采虽没理极幽深,主文谲谏,比兴之道益广,固诗之旨也,唐宋诸贤犹未能尽其致,後有作者,必将有取于斯”,以及“舍俗游玄,绝求胜之心,则必有合矣”(《尔雅台答问补编》),固然表达的是他关于我国诗歌流变的史识,但如认作是他的自评,亦若何苻契。当然禅悟和理趣不等于在诗中说理,而是诗旨的幽深。

马先生所以擅长诗道,首先在于他是感情极为深挚充溢之人。所以他主张“诗以感为体”,在复性书院讲《论语大义》的时候曾说:“诗以感为体,令人感发兴起,必假言说,故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也。”(《复性书院讲录》)还主张“诗贵神悟”,随手拈来都成妙谛,语可拙而不可俚。作为诗人来说,还须有天真之气和旷逸之趣(同前)。发而为诗的这些条件,马一浮先生悉皆具备。一次他颇为自负地说:“但使中国文字不灭,吾诗必传,可以断言。”又说:“吾诗当传,恨中国此时太寂寞耳。”(《语录类编·诗学篇》)马先生为人谦谨,很少作如是语,可知他对自己的诗学和诗道是何等看重。而对沈寐叟、陈散原、郑孝胥等近代大家,他能道其所长,也知其所短。揆诸民国时期的学人诗坛,马一浮先生的是有一无二之人。

(载2009年6月17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