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彩票 > 猫眼看人 >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斯大林时代(1924-1953)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经过改造的苏维埃人,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为了“耳语者”——或藏身于角落窃窃私语,或成为向当局告密的举报人。《耳语者》([英]奥兰多·费吉斯著,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关注斯大林时期普通苏联人的私人生活和内在心灵的口述。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八岁时,与母亲和两个弟弟一起,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父亲在俄罗斯北部的农庄集体化运动中,作为“富农”被捕,被送去劳改营三年,家里的财产、农具、牲畜都归了集体农庄。母亲仅得一小时时间来准备长途旅行的行装,戈洛温一家世代居住的房舍被拆,剩下的家人作鸟兽散。安东尼娜的哥哥姐姐、祖父母、叔叔姨妈以及表亲们,四下逃窜,试图躲过此劫。但到最后,多数仍然被抓,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遣送去古拉格劳改营,其中多人从此销声匿迹。

安东尼娜先在“特殊定居地”待了三年。那是一个伐木营地,沿河设置了五座木结构营房,安置了一千名“富农”和他们的家人。第一个冬天,大雪压垮其中的两座营房,流亡者不得不在冻土上挖穴而居。大雪切断交通,没有粮食补给,人们只得依靠随身从家乡带来的干粮。多人死于饥饿、严寒、伤寒,尸体多得无法全部掩埋,只好冻成一垛,等到春天冰化,再投入河中。

1934年12月,安东尼娜和家人自流放地返回,与父亲重聚,迁入佩斯托沃镇的一个单间房,该镇聚居了大批前“富农”和他们的家人。她承受的创伤在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痕迹,其中最深的即是她的“富农”出身。在一个处处讲阶级成分的社会里,安东尼娜属于“阶级敌人”,不配获得高等教育及其他就业机会,在斯大林时代不时席卷全国的恐怖浪潮中,很容易遭到迫害和逮捕。这种自卑感积累形成了她所谓的“恐惧感”——“我们是富农,政府可以生杀予夺,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默默无言中忍受”。她在学校里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负,都不敢自卫。有一次,教师找安东尼娜的碴,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她“那种人”就是“人民公敌,穷酸的富农!遭到驱逐也是罪有应得。我希望你们都在那里死绝”!安东尼娜深深感到不公和愤慨,真想呼喊出来,以示抗议,但更深沉的恐惧却逼迫她缄默不语。

这种恐惧渗透于安东尼娜的一生,克服它的唯一方法是全身心地融入苏维埃社会。安东尼娜是一名聪明的女子,性格坚强。她下定决心克服自己出身的包袱,努力学习,冀望有一天能在社会中获得平等认可。尽管遭遇歧视,但她学习成绩优秀,信心益增,甚至加入了共青团。共青团领导看重她的主动积极和能力,对她的“富农”出身视而不见。到十八岁时,安东尼娜作出一个关乎自己命运的大胆举措:她决定向组织隐瞒自己的出身——这带有极大的风险——甚至伪造有关文件,以便就读医学院。她在列宁格勒的生理研究所工作了四十年,从没与朋友或同事谈及自己的家史。她现在声称,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员(直到该党在1991年遭到取缔),不是因为相信它的意识形态,而是想转移他人的猜疑,以保护自己的家庭。她也许认为,入党将有助于自己的职业生涯。

安东尼娜对她的先后两任丈夫都隐瞒了自己的过去,而她与他们同居的时间都超过了二十年。她与第一位丈夫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是终生朋友,却很少谈及各自的家史。1987年,格奥尔基的姨妈来访时说漏了嘴,安东尼娜方才获悉,他的父亲原来是遭布尔什维克处决的沙皇海军军官。这么多年来,安东尼娜竟茫然不知,这位与自己结婚的男人竟和自己一样,青少年时期也是在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度过的。

安东尼娜的第二任丈夫是爱沙尼亚人,名叫鲍里斯·约翰逊,也来自“人民公敌”家庭,其父亲和祖父1937年被捕,她也一无所知。她自己从不向他透露自身的经历,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其时,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以及媒体对斯大林镇压的公开批评,他们受到鼓励,方才启齿。另外,安东尼娜和格奥尔基也借机袒露了互相隐瞒四十多年的秘密,但仍担心共产党的反击,便商定不让当教师的女儿奥莉加知道。他们认为,如果斯大林主义者卷土重来,蒙在鼓里反而能给奥莉加提供某种保护。直到1990年代中期,安东尼娜才逐渐冲破恐惧,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富农”出身告诉女儿。

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维埃人民如何过私人生活?他们真实的思想和感受是什么?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寄居在共用公寓,一家乃至多家合用狭小的住所,隔墙都能听到相互的交谈,究竟能有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通过立法、监督、思想控制来横加干涉,几乎无远弗届,私人生活到底还有何意义?

像安东尼娜一样,数以百万计的人因亲属受到镇压而生活在不间断的恐惧之中。他们如何应付这种不安全?一方面,自然感受到苏维埃制度的不公和异化;另一方面,又要设法从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定位。他们如何获得平衡?为了补救他们的“历史污点”,为了变成社会中的平等成员,他们又作出了何种调整?安东尼娜在反思自己经历时说,她从没真正相信党和它的意识形态,但作为苏维埃专业人士,仍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这意味着,作为一名医生,她接受了该制度的基本目标和原则。也许,她在过着双重生活:公共生活中,她遵循苏维埃的规范;私人生活中,她又受制于基督徒农民的价值观。体验这种双重生活的,有许多苏维埃人士。当然,另外还有不少“富农”孩子,更不用说还有贵族或资产阶级出身的孩子,与自己的过去彻底决裂,在思想和感情上全心全意投入苏维埃制度。

如果学校、共青团等机构向年轻一代灌输的苏维埃新道德和共同目标,与自己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家长如何保存自己的传统和信念?又如何传给下一代?当丈夫、妻子、父母突然变成“人民公敌”而被捕时,家人会作出何种反应?作为忠诚的苏维埃公民,他们如何处理胸中的郁结,是信任自己所爱的人呢,还是相信自己所害怕的政府?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道德真空中,情感还有多大能耐?生存的策略是什么?沉默,谎言,友谊,背叛,抑或塑造数百万人生的道义上的妥协和迁就?

没受斯大林恐怖影响的家庭甚少,按保守的估计,从斯大林接掌党权的1928年到这名独裁者去世的1953年,约有二千五百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1953年终告结束的、如果不是他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开发的制度,至少也是其本身的恐怖统治。这二千五百万人——遭行刑队处决的人、古拉格政治犯、流放至“特殊定居地”的“富农”、遭到强制奴役和驱逐的少数民族——约占了总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苏维埃总人口估计是两亿,换言之,平均每一点五户家庭即有一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死于饥荒或战争的。除了死去或遭受奴役的数百万人,还有数天天彩票网址千万斯大林统治下的受害者亲属,他们的人生遭受了惊心动魄的摧残,至今仍在吞食这苦涩的社会恶果。古拉格所造成的多年分离,使家庭难以重聚,使亲情和友情一去不复返,人们再也无法返回“正常的生活”。

斯大林统治的持续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像安东尼娜一样,学会了缄口不谈自己的过去——同样的,有人甚至欺瞒自己最私密的亲友。孩子受到教诲,千万小心,以免祸从口出,不要将家里事讲与外人,在外看到什么,也不要提供自己的判断或批评。“我们孩子必须学会听和讲的规矩。”一名成长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布尔什维克中层官员的女儿如此回忆:

如果偷听到大人的耳语,或是背着我们的悄悄话,我们都很清楚,绝不能转述给任何外人。甚至让大人知道我们已听到他们的悄悄话,都会有麻烦。有时,大人脱口说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隔墙有耳”,或“小心你的舌头”,或其他表述,我们马上就懂,他们刚刚说的,本是我们不应听到的。

另一名女子——其父亲被捕于1936年,记得:

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

在一个被认为口太松就会被捕的社会中,家庭抱成一团以图生存。他们学会过双重生活,掩饰自己有悖于苏维埃规范的信息、意见、宗教信仰、家庭价值、传统和私人生活模式。他们设法避开危险的邻居耳目,有时甚至是自己的孩子,于是就学会了耳语。

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低语的人,第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个中的区别起源于斯大林年代,其时,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

历史学家在透析斯大林主义的内心世界这一课题上姗姗来迟,直到最近,大多数研究仍与公共领域有关,譬如政治、意识形态、“苏维埃天天彩票娱乐平台群众”的集体经验。个人——如真有出现——主要是向当局提出申述的人士(已变成公众人士,不再是私下或家里的个人)。普通老百姓的私人领域,基本上是秘而不宣的,其主要原因是来源匮乏。在前苏维埃和党的档案中,大多数的个人收藏属于政治、科学、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收藏中的文件是主人精心挑选后捐赠给国家的,大多涉及这些人的公众生活。在为本书作调查的初期,我们曾浏览数千份个人收藏,但其中披露家庭或私人生活的,实在是寥若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