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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将军(?)正在威胁敲诈我......”
“文职将军(?)正在威胁敲诈我,我拿钱,还是送命?”

叶尼

这是昆冈方才收到的一份邮件,来自《党史》秦社长:

昆冈同志:就抄袭一事,我已代你向李伶同志道歉,李伶同志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欢迎你的态度。另外,就是经济赔偿问题。李伶同志说,以前有过先例,就是一个字一元钱。这篇文章我们稿费单上显示的是8600字,也就是8600元钱。经济赔偿到位后,签订一份和解协议书,再不追究其他责任。请告诉我你的意见。 秦

然而事出有因,数年前“将军后代合唱团”副团长、王宗槐中将之女王亚利亲自将一本《王宗槐画传》交给昆冈,让其代她宣传其父事迹,并称该书有其父母版权尽管放心使用,但只许复制不需改动。昆冈承诺后将其中部分文稿精心改编,并尽力投过多家报刊,均被认为“无可读性”,直到今年三月《党史》方才正式发表,但刚一闻讯,该出版社即通知昆冈“第二炮兵一位资深的文职将军李伶(1961年入伍)控你侵权,如你同意私了,即不将此案诉诸法庭,趁早接受。”当昆冈问及王亚利“这是怎么回事?”,她竟然也与他们两方异口同声,共执一词。昆冈生平著述将近四十年,头回遇到以“开国将军护法神”名义的这么个团伙敲诈,他彻底崩溃了,向我求助:上网呼吁救救我!!!

附:昆冈与《党史》杂志社的部分通信,供参考

栗编辑:刚才和王宗槐家几位亲属通了话,包括遗孀范景明(《画传》主要作者之一,原始资料提供者)及其三个子女,他们都认为该画传内容全系天天彩票娱乐平台根据军委资料和个人资料整理改编而成,并再次申明授权朱岩予以再次改编发表。李伶为二炮政治部宣传部人员,此作品系其根据资料整理不属其原创。兵者乃出版社编辑,也非原创。昆冈

栗编辑:还有几句话要说。

我发去的《朱良才》一稿同样也是受其家属委托而作,朱良才本人和我父亲抗日年代就相识,该稿中就有我加上的这一段。我父亲1974年还到朱良才之子朱新民部队去过。朱新民后来任人民日报社副社长,我们之间经常通电话。朱良才其女婿又是我中学同学,所有资料都是他家人提供的。他们作为提供者就是让我尽量发表,不计什么权益纠纷之类的事,所以你们尽管放心用。另外我又发去的《张珍》一稿和将要发去的《肖向荣》一稿也是如此,我同作者都有着关系。过去有的党史刊物接受此类稿件的标准就是,只要作者与当事人见过面有照片就算是做过采访,不算抄袭,也毫不顾虑版权纠纷。这次可能是王宗槐家人未同李伶打个招呼就让发表了,引出的这个误会,他们出面说清楚就可以了。总之,这些资料现在网站上也有,不全是已出版的书中的,并且这些先辈的事迹属于公共资源,如果哪个人出于个人经济利益,自己垄断着不让别人发表,那反而不利于宣传老革命的功绩,不知您怎么看。

另外这篇稿件的发表杂志我都没看见,怎么别人就先知道了?是不是邮寄出了问题?请查。

昆冈

栗编辑:贵刊二册近日收到,可见原先告诉你的地址无误,只是信封上的邮编写成了北京的100846,也许因邮编之错导致汇款退回。昨天和王宗槐之女王亚利通了电话,他对李伶“起诉”的事感到惊讶,并打算和李伶商量怎么处理。现在我和他们家三子女都联系了(还有两位没联系),他们都想看到贵社杂志并想人手一册。所以我希望给我再寄至少四册,费用我可为出。请斟酌!昆冈

栗编辑:刚才和王亚利电话联系了,她正在组织合唱团排练,暂时还无暇和李伶联系。但她表示不须联系就可以确认的是,她原先已代表其母做过授权,书中内容可以改编使用,无须再直接采天天彩票娱乐平台访其母亲,但不可任意改动。我的改编稿在寄给贵社前已发给过她审查,她也表示认可。这件事已清楚了。无需再争论了。至于她事先应否与李伶沟通,那就与我无关了。

相信贵社能妥善解决,有问题再来商榷。 昆冈

秦社长:

今天您亲自来电,表明了贵社对李伶投诉一事的关注。此前我虽然同栗编辑交流多次,并按其要求与王宗槐家属(也同时是王宗槐遗作的继承人)一方做了沟通,基本情况应该是清楚的。但我听了您今天的来电,觉得有些问题确实值得向您请教,希望不吝指教:

一、《王宗槐回忆录》1995年就已出版,该书著作权人无疑是王宗槐本人,他本人去世后与其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无疑是其遗孀及子女,我不知李伶是否有何特殊关系因而也享有王宗槐部分著作权,但我懂得《著作权法》第五章第四十八条第七款提到的侵权方式“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删改或者改变作品”不可取,所以在向贵刊投稿之前,曾将文稿电邮王宗槐之女审阅,而她在此前授权发表时也曾当面表示只要不随意改变、歪曲原作内容,就可在国内随时、随地发表。当然,为了适合刊物发表的需要,我对原著做了允许程度之内的更改、大量的删节,但在发表之前未接到任何权利人、委托人的反对意见。而在发表后,我才发现贵刊对我的原稿也做了很大的修改、删节。尽管这样反复修改后,除了文中事件原貌外已经与原著大不相同,但仍无端被指责为“抄袭”,真不知从何说起?难道只有修改得与王宗槐原作毫无共同之点才不叫抄袭吗?

二、王亚利赠我的《王宗槐画传》一书署名有三人。第二著作人即王宗槐遗孀范景明是否不享有该书文字权而只享有肖像权?划分著作权范围有将文字、图片截然分开的吗?另外范景明本人是否曾把全部著作权转授李伶?有无相关证据?如果有,为何事先不告诉我这一真相而只授权我发表,事后又让我承担责任?

三、我的文稿参考了所有与王宗槐有关的资料,包括网上的资料,做了大量的整理、加工,耗费数月时间,并且几次想放弃。所有加工的痕迹包括纠正材料中的错别字、有疑义的事实,此外因结构变动为承上启下增加的关联词随处可见,有这样费劲不讨好的“抄袭”吗?仅仅看文中事实相同就定性为“抄袭”这合理吗?另外我反问一句:李伶是否完全抛开《王宗槐回忆录》自己全靠闭门造车弄出了一个堪称“原创”的东西?我认为,他可能以职务之便得知一些更多的内情,但那与主题无关。

四、我本人是在工作之余兼作党史材料加工、整理的专业人,绝非“只为稻粱谋”的秀才,只为赚些外快而已。要那样的话,我就不管哪儿的人,管他西北、东北的,爱写谁就写谁了,挣稿费就行,而是有选择的。因为我的父母抗战年代也都在晋察冀三分区,所以我对三分区的人物历史也十分感兴趣,为许多三分区出来的相关党政军人物作过传或写过稿。王宗槐也曾战斗在三分区,另外他和我父亲解放后都曾任过总政的二级部部长,互相认识,这也是令我决定写他的原因。另外,我对著作权一事也十分看重。凡是要以我名义发表的稿,我总是在动笔前就与著作权相关人先谈好。许多这类资料或书籍的持有人或撰稿人就是其亲属、子女,只要先同他们打过招呼就没有后果。但我这是第一次遇到传主资料持有人与权利人(而非撰稿人)不一致这种情况,所以感到很困惑。

我的看法就是,二炮对于王宗槐将军只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他的经历和贡献远远不止于二炮一处,所以他的生平事迹也不应只是二炮甚至某个人的“禁脔”,而应成为全党全军的财富。

以上不当之处,请多指教。

昆冈

三月三十一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