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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难忘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

宋美龄曾向美联社记者表示,她一生中最满意的事情,就是遗族学校办得成功。宋美龄定居美国之后,每逢生日,遗族学校校友代表都会集体去探望她

口述:曾广文
采写:罗雪挥

1947年9月的一个清晨,天还飘着细雨,八个考入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的川籍同学:钟履正、牟光明、徐文祥、易国源、孙国釜,胡绍煌、刘成功和我,一同坐上了一辆大卡车,来到成都凤凰山飞机场。时任四川省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给我们买了飞机票,这是遗族学校学生的特别待遇,大家登上一架二十一座的民航小飞机,直飞当时的首都南京。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就在南京中山陵园园区,简称“遗族学校”,学校座落在四方城南的高岗上,也叫卫岗,就在明孝陵的对面。

为什么要创办遗族学校?原因是辛亥革命以后,很多烈士的遗孤生活很艰苦,没人照看。北伐成功以后,在时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的提议下,1928年11月,国民党召开中央常委会,决议创办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招收辛亥革命先烈的后代和北伐中阵亡将士的子女,并决定以宋庆龄为校长,由国家培养教育,学费和食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不久宋庆龄出国,遗族学校校务就由宋美龄全权代理。

遗族学校于1929年4月正式开学,先在临时校舍上课,5个月后正式校舍落成。国民党元老林森、于右任、戴季陶、冯玉祥、竺可桢、丁玲,都曾经到遗族学校演讲。宋美龄还邀请外宾前来参观。1930年5月,她曾陪同美国人林白克来到遗族学校,他是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国民政府高等政治顾问,林白克称赞遗族学校是“世界东方第一所新兴学校”。

1931年,遗族学校实行了男女分校,仍然推举宋庆龄为女校校长,男校校长则由蒋中正亲自兼任。

可惜这样一所有意义的学校由于日本人入侵而被迫停办了。1937年,抗战爆发后,鉴于南京危急的局势,年幼的孩子们大多由家属领回,大部分学生都回到家里。南京沦陷前半个月,男校留校的十多名学生,则在校董傅焕光的带领下,连同四十多头奶牛和重要学校器具,辗转流亡至长沙,西行至贵州同仁,又转移到重庆,最后到达成都。

抗战胜利后,遗族学校于1946年秋天在原来的校址四方城复校,但只招男生,而且只办初中和高中,而遗族学校起初是从小学办起,学生6岁就可以入校了。我们这一批来自四川的8个同学就是在复校的时候被录取的,当时全校也就500多人吧,来自全国各地。

自己决定报考遗族学校

我之所以能有资格报考遗族学校,是因为我的亲伯父曾纪安,他在国民革命军殉职,牺牲的时候我刚刚一两岁,所以对他毫无印象,他究竟是在国民革命军担任什么职务,又是怎么牺牲的,我全都不知道。只晓得他牺牲以后,国民政府给他发了一个抚恤令,凭这个可以领抚恤金。上面有我的名字,所以我就拿着这个抚恤令,作为烈士遗属去报考遗族学校了。

我是在九·一八事变那一年出生的,1931年1月26日,我出生于四川省德阳县。生下来没几天就跟着母亲回到了广汉县,6岁的时候又跟着父母到了成都。我母亲是广汉县师范学校毕业的,在成都当小学教师,父亲则一直在成都的照相馆里打工,他后来做过好几次老板,开过照相馆,但是都失败了,因为那个时候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生意都不好做。父亲在外流亡,母亲也不得不到离成都很近的简阳县的法院里找工作。

后来,母亲回到成都工作,一个人养家,家庭经济条件是越来越糟,供我读书已经很困难了。这个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说是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要招生。因为这个学校是公费的,包括吃穿、肥皂、用的信笺等全部都免费,所以我就积极地去争取,不久,四川省教育厅最后发榜,包括我在内,共录取了八个同学。到了遗族学校以后,我们8个人又重新考试,根据测验成绩编班。虽然我当时在成都已经考上了协进中学,而且在高中念了两年了,但是家里实在是难以为继,而当时遗族学校因为刚复校不久,还没有高中毕业班,所以我被编入遗族学校初中三年级,相当于降了两级,入学半年后,才升入高中一年级。

学习、生活设施一流

我考入遗族学校已是1947年,国民党政府统治已岌岌可危,但是对遗族学校的学生还是照顾得很好,一个遗族学校学生的花费不少,我听说和军队里一个班长的待遇相当。

我们抵达南京后,一入校就换下了随身的衣服,穿上遗天天彩票娱乐平台族学校统一发放的新制服:初中生穿童子军的衣服,大檐帽;高中生穿军绿色的制服,有点类似中山装。膳食很讲究营养,早饭有稀饭,半磅牛奶和馒头,还有卤黄豆和胡萝卜干,这都是我至今难忘的美味。中午一般都有荤,能够保证四菜一汤。遗族学校的饮食相当好,在家里根本过不上那种生活。

除了生活供给充裕,遗族学校的校园建设更是一流。中山陵的建筑设计师吕彦直规划了遗族学校校舍,后来因病将此项工作移交给著名设计师朱葆初。校园内的布置、栽花、植树、铺草等,都是由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的园林专家们设计的。在我的印象里,校园里总是花木繁茂、林荫道四通八达。

遗族学校的校舍也很有特色,采取了宫殿式大屋顶结构,与中山陵园区其它建筑风貌融为一体。校门是牌楼式的,正面写着“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这是曾任民国行政院院长,早年做过清代翰林的书法家谭延闿的手迹,背面则是蒋校长亲自题写的“亲爱精诚”。除了典雅的办公楼,礼堂、教室、宿舍、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室、俱乐部、医院、食堂等各项设施一应俱全。校门对面就是运动场和游泳池,据说这些建筑和设施在当时南京各中、小学中都是顶尖的,比如教室的内部尺寸、采光、通气、保温和黑板的布局都十分讲究,完全按照学生生理发育的特点设计。

此外,学校还有乳牛场、农场和实习工厂。遗族学校遵循孙中山先生“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教诲,学生动手实习的机会很多。农场老天天彩票网址师带领我们亲自动手开拖拉机,实验室配备了足够多的显微镜,使得每个同学都有充足的设备可以做切片试验,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

在这个精心培育的良好氛围里,我的思想和文化水准都飞快提高。四川当时还比较闭塞,只能看到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等,我觉得它的论调都是老一套。到了遗族学校以后,我可以接触到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觉得和国民党的宣传论调有很大差别,因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看问题站得要高得多,从此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判断立场。

由于宋美龄虔信基督教,每周都会做祈祷。遗族学校的学生也参加了礼拜活动,还轮流到凯歌堂陪伴蒋校长夫妇和当时的国民党要员做礼拜,轻声唱圣歌。凯歌堂据说曾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别墅,牧师带领遗族学校的学生们,就在这里咏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948年的一个周末,我也在遗族学生的唱诗班行列。礼拜开始前,我看见蒋校长夫妇和孙科等一起步入礼堂。蒋校长表情凝重严肃,面色铁青,做完礼拜后,立即和随行人员匆匆离去。那时正值淮海战役结束,国军精锐力量耗尽,我猜想他因此而心情不好。

学生眼里的“蒋妈妈”

长期以来,遗族学校校长是蒋中正,但实际经常照顾学生的是校董蒋夫人宋美龄。她经常带些好吃的东西到学校来分给同学们。我们都接触过蒋夫人,不过我没有直接与夫人说过话,因为人多,而且她最关怀的是年纪小的孩子,晚自习的时候她都是到小班去。同学中越是年龄小的,和她接触的越多。有一次,她问一个小同学课本里的题目,那个小同学太紧张,答不出来,还哇哇地哭了。

其实夫人很和蔼。我印象中的宋美龄风度高雅,很温和美丽可亲。有位女学长回忆,一次女生们上美术课,觉得很枯燥,就向老师提出来,是不是可以到外面去写生?那天天气比较好,老师就答应了。女孩子们在外面高兴得又唱又跳,根本没有人认真绘画。遗族学校离宋美龄的住处很近,她看到同学们后,也从楼上下来,走到了大家中间。当时同学们都很害怕夫人责备。结果宋美龄很和气地打招呼,说孩子们你们好,她还召来副官特地拿了点心来给同学们吃。然后又带领女孩子们到她的起居室坐下,教导女同学如何保持坐姿等。遗族学校学生关于宋美龄的回忆很多,所以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都称呼宋美龄为“蒋妈妈”。

宋美龄最多时一个礼拜要到遗族学校三次,除了视察校务,还解决学校的实际问题。有一次,她恰好在早餐时来校,看到同学们在吃稀饭馒头,当即诘问校务主任黎离尘:我们不是有奶牛吗?牛奶到哪里去了?此前联合国救济署曾赠送过一批奶牛,宋美龄专门要了40多头拨给了遗族学校奶牛场,希望所产的牛奶可以给学生们增加营养。黎离尘回答,通货膨胀太厉害,牛奶都拿出去卖了,换点钱来贴补学校的经费。夫人说,不行,孩子们的营养很重要。从此以后,遗族学校奶牛场挤出的牛奶消毒后,就直接送到了学生的餐桌上,保证每人每天半碗牛奶。

关于牛奶,还有一段有意思的插曲。新中国成立以后,遗族学校在卫岗的牛奶场就由国家接收了,现在发展成为一个大型乳业集团公司。他们的产品不久前还到成都来销售,宣传说是宋美龄引进的奶牛。有人说这个公司吹牛,我说确有其事,并且买了他们的产品,60年前喝卫岗的牛奶,60年后还继续吃南京(卫岗)集团公司的乳制品,这是我和遗族学校半个多世纪的缘分。

与同学们分手

到了1948年,国内形势急转而下。我当时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黄埔军校到南京来招生。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当军人。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决定报考军校了。我的想法是兵荒马乱之中,学一点军事,退可以防身,进也可以做一点事情。另外我喜欢研究历史,认为长江自古都是天堑不可飞渡,结果可能是国共划江而治,南方可能会出现军阀割据,那时已经是李宗仁当代总统了。当年我只有18岁,还不了解内战的后果及政治影响,只是从年轻人幼稚的角度来思考。

一片混乱中,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奉命南迁。消息传开后,学校职工担心遣散费没有着落,竟把校务主任黎离尘控制起来,讨要遣散费。学生们着急了,学校迁移这样的大事,吃住行全得依靠校务主任出面去联系。结果学生们自发组织起自治会,把军训的枪都拿出来了,又把黎离尘主任“抢”了出来。

我当时已经离开了遗族学校,跟着黄埔军校入学新生从南京转至杭州,恰逢遗族学校迁移也路过杭州,还和同学们见了一面。此后,我就坐火车,经过株洲、长沙、武汉、重庆,最后到达成都黄埔军校,回到了四川老家。而其它遗族学校的同学们则一路南下,一路风尘,这里停几天,那里停几天,找到了车,才能再接着走,最后还是滞留在了广州,吃住都很困难。听说后来是蒋校长过问才得以解决,据说他有一次诘问侍从室主任俞济时,我的遗族学生呢?这才有人接管,派船到广州,把同学们接到台湾。也有同学还是选择留在了大陆,辗转回家乡了,因为台湾当时也前途未明。抵达台湾的同学,则在台湾省立师院(台湾师范大学前身)附中就读,而后逐年毕业。遗族学校此后再未招生,并于1953年,送走了最后一批学生。这些赴台学生当中,能参军的就进了军队,能考大学的就继续念书,能留学的就留学,他们在求学阶段也还是会经常受到宋美龄的照应和鼓励,不过毕业以后就全凭自己奋斗了。

当初和我一起乘坐飞机到遗族学校的八位川籍同学里,钟履正、牟光明、徐文祥三人随学校迁到了台湾,以后就留在台湾工作,其中徐文祥成为了大学教授。其它川籍同学有人自行回到老家,后来没有下文了,到现在生死不明。也有人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大,随军南下,譬如胡绍煌、孙国峦,现在成为离休干部。

我是于1949年3月初抵达黄埔军校的,成为军校在大陆招收的最后一期学生。成都解放后,我跟随起义队伍被改编到解放军第18兵团随营军校,后来曾在成都军区工作,而后又在成都大学担任过教师、学报编辑、教务处行政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图书馆副馆长等职。1988年10月,我被正式调入成都黄埔同学会任副秘书长,并于2002年9月,成为四川省黄埔同学会副会长。

两岸遗族“家谱”

遗族学校办学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因为受到日本侵华战争和内战的影响,曾经两度解散,但是它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据不完全统计,遗族学校曾经有近2000名学生,共培养出了17位博士,33名硕士,242名取得大专学历的学生,他们几乎分布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加拿大、台湾等。校友中各个层次的人也都有,有将军、外交官、传媒、文学及美术届精英,还有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等,还有人到了巴西当农场主。在德国获得金属物理学博士的王世忠,在德国和瑞士创办了王氏材料表面处理工厂;萧镜如博士曾担任美国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商学院首任院长,一九七九年返回大陆探亲,曾向邓小平提出《开放沿海,带动内地》的经济及教育改革之建议;向厚禄博士旅居纽约,在心脏外科学领域卓有成绩,并在社会服务方面享有盛誉。1949年,向厚禄随着遗族学校的师生一起去了台湾,成为第一个赴美留学的遗族学校学生。宋美龄得知向厚禄要去美国留学,还专门叫人带给他200美元,并传话说:“你有志气非常好,两年后,我会在华盛顿见你。”两年后,宋美龄真的在华盛顿接见了他。1979年,向厚禄代表美国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医学会议,共获得两个奖项。他把奖品寄给宋美龄,她非常高兴,还亲笔给向厚禄回了一封信。

2000年6月,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遗族学校同学都赶到南京,我们叫做寻根之旅,因为根在南京中山陵,当时有100多人到场。平均年龄都在70岁左右。我也从成都赶到了南京。分离了半个多世纪,大部分同学我都不熟悉,因为不同班,又隔了这么多年,他们也都不认识我了,当年8个川籍同学之一的钟履正,曾经在两岸关系和缓后,从台湾回到四川家乡探亲,在成都没有找到我,还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但是同学们一旦联络上,就马上很亲热了。如今我每年光给遗族学校校友发贺年卡都要发100多封。宋美龄那时还健在,她还特地给参加寻根大会的每个遗族学生送了一张自己的近照。宋美龄定居在美国以后,每逢她的生日,同学们都会去给她贺寿,四个人一组,向她汇报近况。夫人总是把遗族学校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子女,很关心大家的发展。

宋美龄逝世后,曾经深受夫人关怀的遗族学校校友举行了很隆重的祭悼仪式。我是在出差途中知道夫人离世的消息的,本来我还准备代表大陆的同学,争取能去给她祝寿的,这是我至今深感遗憾的一件事。

虽然两岸意识形态不同,但是这并不妨碍遗族学校的同学情谊。因为大家大多是辛亥革命、北伐及抗日烈士的遗孤,在学校里,互相都是姊妹兄弟相称,这样的身世,使得同学们天然有了胜似血亲的纽带。遗族学校的校友王乐羲,曾担任过高雄县议员,她资助出版了遗校同学的通讯录,包括每个人的照片、履历等,同学们管这本书叫做“家谱”,此外,遗族学校校友还成立了校友会,办了《遗校校友通讯》(已办到76期),有了“家谱”、校友会和校友通讯,同学们至今往来不断,亲如一家,使遗族学校“亲爱精诚”的精神得以继续发扬。

来源:《文史参考》2011年第14期